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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观察】“小粉红”还是“躺平一代”？中国当代青年呈现多色光谱******
中新社北京9月29日电 题：“小粉红”还是“躺平一代”？中国当代青年呈现多色光谱
中新社记者 董婧佳
“进体制”还是“灵活就业”？这或许是不少当代中国青年面临的一个问题。
过去一年多，叶正新裸辞就读商学院、做自媒体、开直播、搞社群，“旅居”了几个城市，他说“这样冒险不是因为前途必然光明，而是不想留在老路上坐吃山空”。
“我们这代年轻人更注重‘精神待遇’——工作的意义感、成就感、是否开心。”今年32岁的叶正新说，洒脱自在、敢于挑战，这是当代青年“更加豁达的人生观”。
留美博士、纽约州立大学金融系助理教授李潇自称“大粉红”，他常跟美国学生和朋友强调“台湾不是一个国家”，“美国人不应活在西方媒体的信息茧房中”。
“留学在外不影响爱国，将来肯定要回国发展的。”李潇说。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中国学生走出国门，也有越来越多留学生归国就业。2021年，回国创新创业留学人员突破100万，成为中国科创事业的重要力量。
在国内，一边是“考公”“考编”大军不断扩充，“局里局气”甚至成为许多年轻人讨论的“新时尚”；一边是视频UP主、电商博主、菜品体验官、宠物殡葬师、整理收纳师等新兴职业受热捧，招聘平台调查显示，76%的“00后”愿意或正在从事新兴职业，88.1%的“00后”愿意尝试或正在灵活就业。
资料图：2020年11月8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不少展商请来网红主播在消费品展区“直播带货”。 中新社记者 汤彦俊 摄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热逐年升温，相关综艺、文创、歌舞剧作、博物馆等屡成“爆款”，嘻哈、滑板、鬼畜、赛博朋克、Cosplay等数百种在中国流行的亚文化也成为“新青年”追逐时尚、标榜个性的“世外桃源”。《中国二次元内容行业白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泛二次元用户规模就已高达4.6亿人。无数青年人通过进入志同道合的圈层而获得情感寄托与身份归属。
“不同亚文化背后是青年人共享的价值观，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他们在一起闲聊、娱乐，倾诉心中秘密，与陌生人建立起紧密联系。”对外经贸大学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廉思称，青年亚文化是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但同时也是对现实困扰和苦恼的暂时抛却，对压力与焦虑的释放。
资料图：2022年3月3日，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全国第二轮巡演在海口拉开序幕，演出受到观众热捧。以中国古代名画《千里江山图》为蓝本创作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2021年8月开始全国首轮巡演，演出50多场，好评如潮。2022年央视春晚亮相后，该剧更引起海内外热议。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当代中国青年的多元发展展示出自主自信，也在社会转型阵痛中直面挑战与考验。在中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和激烈人才竞争环境下，青年人自然会感受到压力，出现迷茫和困惑，甚至丧失方向感。
颇受年轻人欢迎的中国视频平台哔哩哔哩近年每临五四青年节都会推出一则短片，从表达自我、拥抱世界的《后浪》，到满怀希冀、勇敢说不的《我不想做这样的人》。2022年的短片，则是要回答“如果人生遇到艰难时刻，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对此，诺奖得主莫言以“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勉励青年朋友“不被大风吹倒”。
资料图：2021年7月24日，广西南宁，一名动漫角色扮演者进行展示。 中新社记者 俞靖 摄虽然“佛系”“躺平”等网络热词不断涌现，但社会普遍认为，这更多是青年人在社交平台上缓释压力的自我调侃和情绪表达，奋斗依然是当代中国青年的主流人生观。
个体发展难免困惑焦虑，但当涉及国家前途命运时，这代年轻人总是信念坚定、朝气蓬勃。他们抵制“台独”，组织“爱国护港”行动，“杯葛”辱华明星及品牌等。中国留学生高梅(化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称，西方国家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未免手伸得太长，“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就是应该更爱国”。
资料图：2019年12月7日，数千名香港市民在香港岛港湾道花园参与爱国护港撑警活动。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 摄“全球化”熏陶下的中国青年却“越来越粉红”了？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这一代青年世界观的重要组成。中国崛起带来的自信与骄傲，同外界误解甚至抹黑引发的愤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兴一代”在“平视”世界的同时，亦渴望被世界“平视”的强烈诉求。
“无论‘小粉红’还是亚文化，都是青年成长过程中必经的自我身份意识认同阶段。国际局势的震荡、国内多元观念的碰撞，现实世界的变化都在促使年轻人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称，“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年轻人干大事的时代，要有信心，但同时也要谦逊，不能眼高手低，也不能遇到困难就逃避，要对目标‘死磕到底’才能成功。”
“不设限，就是我们身上的新特质。对于每一份心中所爱，都能够去试一下、拼一把，是这个时代给青年人的礼物。”中国奥运冠军苏翊鸣说。(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为何重要？ ****** 2022年，刚刚完成联邦政府换届的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开始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在政坛完成新老交替后，人们对中德关系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为何中欧之间保持对话合作、互学互鉴始终具有重要意义？欧盟对华关系的“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为何亟待商榷？ 针对上述问题，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独家对话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Dr. Hans-Peter Friedrich)。 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表示，无论德国内政如何变化，他对德中关系保持延续性感到乐观。他指出，面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各国政府应当携手合作，中国和欧洲构成一条全球发展和稳定之轴，双方需要紧密携手、并肩前行。他认为，德国人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并勇于开启新的项目。 针对欧盟“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的对华关系定位，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无疑是重要的伙伴，而竞争则主要是指双方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非国与国的竞争。针对“制度对手”的提法，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都没有意愿改变自身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欧洲人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各方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对于中德关系，人们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 弗里德里希：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在政治层面同样如此。而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德国也是其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伙伴。正因如此，双方的关系必须具有延续性。 无论内政格局如何变化，德中之间如此重要的一系列伙伴关系都必须得到呵护。在这一方面我也感到十分乐观。德国现在有了新一届联邦政府，我预计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德国总理府的优先事项。 奥拉夫·朔尔茨是我们德国的新一任总理。他曾担任汉堡市市长。早在汉堡市长任内，他就为促进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我预计，在就任德国总理一职后，奥拉夫·朔尔茨仍将继续这项工作。他的政策与前任总理默克尔存在延续性。  2021年12月8日，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及新政府内阁全体成员在柏林的德国联邦议院宣誓就职。图为朔尔茨宣誓就职。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彭大伟：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这一点为何如此重要？ 弗里德里希：首先，我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涉及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要使得我们的星球免于“过载”，例如在环保、气候、卫生等议题上，所有国家就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携手合作。 我们正处在新冠大流行当中，对此有切身感受。此外消除饥饿也是重要的议题。在上述议题上，全球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合作，欧洲和中国当然在这其中也承担特殊的责任。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广袤的欧亚大陆上，我相信中国到欧洲构成一条发展之轴和稳定之轴。这条轴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德国和中国之间需要紧密地并肩前行。 彭大伟：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希望改善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数字化等方面的表现。这会否开启新的对华合作空间？ 弗里德里希：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政界面临的两项突出挑战，也是经济界和全体企业面临的一项重大的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必须在未来10到30年内完成。因此，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人的日程表上最优先的议题。 德国和中国刚好在上述领域拥有非常多的合作可能性。对两国企业而言，上述领域也是举足轻重的，氢能的利用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其它很多具体领域我们两国未来也肯定会有合作。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6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政府卸任仪式上将任期结束通知，正式交给担任了德国总理16年之久的默克尔。彭大伟：默克尔在卸任总理前接受的最后一次专访中表示，“德国和欧盟应该延续同中国的合作，并且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东西”。您认为双方分别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什么？ 弗里德里希：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德国在很多领域对革新、对新技术发展都过度谨慎，而中国人则首先看到其中的机遇，其次才去关注风险——德国的态度刚好相反。 我想德国人可以向中国人学习的是，如果能够勇于开启新的项目，并在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甚至暂时遭遇失败时坦然面对，同时专注于机遇，这将是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向中国学习的、十分重要的一点。至于中国人能够向我们学习什么，这得由您来解答。 彭大伟：我能想到的是氢能等绿色清洁能源和技术，以及其它更多的领域——可能用“合作”比“学习”更贴切。 彭大伟：您对欧盟提出的对华关系“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有何看法？这种“三分法”是否会导致不同体制之间的对抗甚至摊牌？ 弗里德里希：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就能找到您所提到的“三分法”。但当人们仔细看这些概念时会发现，“伙伴”是明确无误的，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全球各国政府采取合作才能使我们成功战胜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竞争”这一层面，“竞争”与其说是指中国与欧盟、中国与德国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更多地是指企业间的竞争——德国企业、荷兰企业、法国企业、捷克企业、中国企业……企业之间存在竞争。 至于“制度对手”这一提法，我必须坦诚地说，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因为经过仔细思考后，我并不觉得欧盟有意愿改变其自身的政治制度，我同样也不认为中国有改变其自身政治制度的意愿。 在这一意义上，“制度对手”的问题实际上仅涉及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竞争，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为欧洲人，我们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我们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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